《探秘苏东坡》| 情感东坡⑫： “苏门四学士”
□文/刘寅
元祐元年（1086），汴京城里的苏家门庭若市。此时苏轼即为文坛领袖，亦是高太后麾下的“红人”，集万千宠爱于一身，少不了要会上八方来客。有阿谀奉承者，当然也有素心朋友。黄庭坚、秦观、晁补之、张耒、李廌、陈师道六人不约而同的来看他。这六人并称“苏门六君子”，若只算前面四个，则叫“苏门四学士”。黄庭坚字鲁直，号山谷道人，江西修水人，其诗与苏轼并称“苏黄”；秦观字少游、太虚，号淮海居士，江苏高邮人；晁补之字无咎，号归来子，山东巨野人；张耒字文潜，号柯山，安徽亳州人。苏轼曾言：“如黄庭坚鲁直、晁补之无咎、秦观太虚、张耒文潜之流,皆世未之知，而轼独先知。”四学士因苏轼的广泛宣传而得名。把一群人物照数量给个统称是很正常的习惯，也不用按照字面意思去理解。虽称作“苏门学士”，不过是一时间受过苏轼的点拨与指导，彼此倒是朋友关系更多一点。他们所追随的，乃是苏轼乐观旷达之精神，而诗词文章则各有特色。“文章最忌随人后”、“随人作计终后人”，黄庭坚如是说。艺术一如生命，即便有苏轼这般人物为师尊，也要保持独立，不会亦步亦趋的。黄庭坚送来一方洮河石砚，苏轼爱不释手，其余诸人皆空手而来，苏轼也丝毫不在意，这些日子他不知拒绝了多少名贵赠物。朋友之间不谈这个，人到情亦到，礼品不论贵贱皆算作锦上添花，可有可无。而一些个阿谀奉承者，那一点点所谓人情礼仪全堆在赠礼上，苏轼心中是很清楚的。朋友相聚，美酒佳肴款待不在话下。苏轼这会儿手里阔绰，出手自然大方。古今一流文人素来不重“理财”，他们的心思放不到那上面去。苏轼当了半辈子官，到头来依旧是两手空空，好在闰之夫人贤惠，朝云亦然，免了他许多烦恼。苏轼做京城高官收入丰厚，“随手辄尽”，散与亲朋。门下弟子秦观、晁补之、李廌这些家境都不大好，个个“面露菜色”，这会儿与老师相聚，吟诗论道之余，也可“补补营养”。闰之夫人做得一手好菜，把那油油的东坡肉一个劲儿朝他们碗里夹……秦观穷，此时虽在京城做官，然而一家好几口，并着几个长身体的孩子，日子很是拮据。“日典春衣非为酒，家贫食粥已多时。”便是大白米饭也不是天天都有的。每次从老师家里返回，闰之夫人总要塞给他一些米面肉蔬，然而秦观面子薄，几番下来就不好意思去了。入冬时节，家里大概米又不够了，秦观盘算着找朋友借点米吃，而马梦得驾一马车上门，捎来几大袋子米肉，秦观感动得落泪。李廌更穷，屡屡赴京赶考，却又不中，家中老小都指着他养活。然而李廌比秦观还好面子，苏轼无奈，只得变着法子接济他。朝廷御赐苏轼宝马一匹，苏轼亲书“马券”，差人赠予李廌。那“马券”上说：“元祐元年，余初入玉堂，蒙恩赐玉鼻……而李方叔（李廌字方叔）未有马，故以赠之。又恐方叔别获嘉马，不免卖此，故为书公据。”苏轼绕了个圈子，故意说恐李廌别处又获好马，其实就是让李廌拿这匹马去卖了。李廌也确实把马连着马券一同卖了，得了不少金子，过了几年富贵日子。后来苏轼评价道：“李方叔居山林，文字有锦衣玉食气。”苏东坡像孔夫子一样熟知弟子的秉性。晁补之也穷，苏轼曾写诗叹道：“晁子生拙事，举家闻食粥。”又言“知君忍饥空诵诗，口颊澜翻如布谷。”可见晁补之家中窘状。达则兼济天下，贫则独善其身。苏轼在汴京，虽不说“兼济天下”，至少是兼济了很多朋友。他派马梦得四处打探，谁人家贫便资助些钱粮。这些弟子虽因“苏门学士”之名，平添几分声誉，却并未因此捞着什么“好处”，反倒苏轼倒霉时他们也跟着倒霉。平生之所学，若要流芳百世，则当世之功利，难免要避之三分的。苏轼倒了半辈子霉，也正因这多舛的命运，使他的形象，愈加高大。司马光为宰相时，要废尽熙宁新法，苏轼不同意，又与他闹起了别扭。终究是性太直、心太善，没办法，他总是四处不讨好。小皇帝哲宗渐渐长大，成了个不进人言的小青年，大有古代皇帝骄奢淫靡的味道。苏轼为其师，好言好语不管用，加之朝廷斗争日益剧烈，一帮子小人又眉飞色舞，索性三上辞状，乞外放。高太后留他不住，只得放他到杭州。太后御赐金银宝马不谈，而四面八方的朋友们也纷纷来为他送行。陈慥也来了，这久居歧亭的“小侠”，与黄庭坚气味相投，二人“谈空论无不知眠”。临行，朝中大臣王诜、王巩、范镇、范纯仁等，并着苏门四学士排起了长队。宴席上，王诜侍妾宇文柔奴同王朝云共舞，宾客无不称道。然而离别终是感伤，黄庭坚吹洞箫，箫声如诉，他的性格一如苏东坡。苏轼在汴京几次举荐他，然而小人阻拦，终是未成。此番苏轼离去，黄庭坚还能在京城呆多久，他心里着实没数。遥想苏轼盛赞他、朝野皆知的那些言语，今后却要面对那一帮子小人，黄庭坚不禁充满了惆怅，仰天长叹。汴京一别，山高水远，两位大文豪再也未能相见。黄庭坚被贬到西蜀做小官，当过青神县尉（类似县公安局长），书写杜甫诗甚多，因之而筹建了丹陵县大雅堂，杜诗与黄字传天下，并为今日之眉山留下名胜。黄庭坚对苏东坡的感佩之情至死不渝。宋哲宗继位后，苏轼的命途一落千丈，苏门的其他三个学士也一同遭了罪，纷纷走上被贬谪的道路。苏轼晚年被贬惠州、儋州，与门下弟子天各一方，而彼此间以书信往来。俱是一流文人，更兼师生情谊，也因此生出许多感人的故事。古代交通不算便利，异地往返要花上不少时间，分隔两地的朋友若要相见也不是件易事。而苏轼一生辗转为官，居无定所，虽常有朋友不远千里来看他，但终究是分多聚少。苏轼与苏门四学士，虽为师生兼好友，然而一生中相聚的日子屈指可数。聚的少并不意味着感情淡。秦观自不必说，他是苏轼最喜爱的弟子，尤善词工，苏轼盛赞他有“屈宋之才”。晁补之早年间以《七述》呈于苏轼，并深得苏轼赏识。张耒游学于陈州初会苏辙，受到苏辙的厚爱，并得以谒见苏轼，结下师生之谊。黄庭坚初次寄诗给苏轼时，不过是个初露头角的“新人”，而已名满天下的苏轼回书言：“轼方以此求交于足下，而惧其不可得，岂意得此于足下乎？喜愧之怀，殆不可胜。”（《答黄鲁直》）这些情景，与当年苏轼初见欧阳修很有几分相似，都是心胸开阔，更有一副热心肠子。诗词文章是很难骗人的。古往今来基本上没有小人、恶人写下传世名作的事情，揣着怎样的一颗心，便会写下怎样的文字。苏轼与“四学士”虽各居一方，但彼此书信极多，且都堪称佳作。“苏门四学士”，传承下中国古代文人最为珍贵的山水情怀和悲天悯人的高尚情操，满纸肺腑言，虽相隔千里，亦牢牢维系着一条情感纽带。
